经济问题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心议题，美国人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情绪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场关于为什么许多家庭目前仍然认为物价上涨是他们的痛点、以及物价是怎么涨起来的争论由此掀起。

　　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奥卢·索诺拉（Olu Sonola）说：“当人们谈论美国经济时，他们实际上谈论的是通货膨胀。”

　　2022年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从2021年1月的1.4%上升至9%的峰值，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7月CPI同比涨幅放缓至2.9%，这一进展可能会成为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的理由。

　　然而，盖洛普（Gallup）的调查连续第三年发现，美国人仍然认为通货膨胀或高昂的生活成本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财务挑战。两位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新冠疫情后通胀的大幅上升有多重原因，包括疫情导致的供应冲击、劳动力供应短缺、财政刺激、以及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小伯纳德·亚罗斯（Bernard Yaros Jr.）说：“通胀上升是由一系列事件共同造成的。”

　　2020年2月新冠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实施了封锁措施，制造活动和供应链随之中断。当消费者需求恢复时，包括汽车制造业在内的许多行业都无法交货，价格开始大幅上涨。

　　大规模联邦财政刺激计划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封锁措施给经济造成的影响，也推动了消费者需求的增长。通过《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和“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等立法再加上美联储采取的行动，美国政府拿出超过5万亿美元来应对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影响。

　　关于联邦财政刺激计划应为通胀的大幅上升负多大责任，人们仍在争论不休。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马克·克里茨曼（Mark Kritzman）估计，政府支出对通胀的贡献率最高可达42%。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供应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推动了需求的增长。

　　疫情期间劳动力供应短缺和“跳槽热”也是通胀上升的原因之一。2022年和2023年，美国就业市场供不应求，工资因此出现了上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发现，食品杂货价格的上涨主要源于超市员工工资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美联储的研究显示，虽然一些食品杂货行业的企业可能把更高的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但疫情过后，它们的利润率并不是特别高。FactSet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大的食品杂货连锁店之一克罗格（KR）的毛利率仅略高于疫情前的水平，艾伯森（ACI）和美国最大的食品杂货商沃尔玛（WMT）的毛利率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价格和农产品价格随即大幅上涨，通胀压力进一步上升。消费者和企业倾向于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制定他们的通胀预期，物价的显著上涨——尤其是汽油价格——通常会导致更高的通胀预期。

　　货币政策虽然被讨论得比较少，但也被认为是通胀压力上升的一个原因。近年来，美联储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甚至将利率降至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2022年通胀的飙升。

　　目前，疫情带来的许多通胀效应正在减弱，CPI数据中只剩下“二阶效应”在发挥作用，例如，汽车保险行业的通胀持续不消，是源于保险公司近年来维修和更换车辆的索赔成本不断上升。

　　荷兰国际集团（ING）首席国际经济学家詹姆斯·奈特利（James Knightley）指出，医疗健康行业的价格也可能继续保持在高位。疫情期间，许多美国人推迟了不那么紧急的问诊和手术，这些现象造成了需求滞后，与此同时，医疗健康行业仍面临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问题。

　　奈特利说：“这个行业里还有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但他认为，整体通胀看上去正在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稳步下降。

　　衡量价格随时间推移的百分比变化的通货膨胀正在缓解，但绝对价格并没有回落到疫情前的水平。惠誉评级的索诺拉说，大多数消费者关注的是物价水平，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变化率。

　　许多消费者认为，高价商品和服务不像三年前那样负担得起，尽管价格上涨的速度已经放缓。

　　在通胀放缓的情况下，奈特利对哈里斯竞选团队提出的实施价格上限、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价格欺诈禁令的提议是否有效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重点放在她提出的取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以及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抵免等提议上。

　　索诺拉说，考虑到引发通胀的一系列因素，美国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哈里斯或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抗通胀提议是否真的有效。